我被傅敏先生让进他的书房，书房的门楣上悬挂着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的照片。
问起《傅雷家书》的出版，在沙发上坐定的傅敏淡淡地说：“没有什么故事可讲。”其实，我们应该谢谢他，是他最早认识到这些信的价值，也是他最早将这些信加以编辑整理，这才有了今天已行销100多万册的《傅雷家书》。
50年代中期，傅敏在北京读大学，寒暑假回上海探亲的他便有机会读到父亲及哥哥的来信，当时他就意识到这些信决非普通的家信，而是作为艺术家的父亲对走上艺术之路的孩子这两代人关于艺术、关于人生的交流。决定把这些信拿出来出版已经是20多年后的事了。1979年，傅敏赴英国探亲时即开始着手整理保存在哥哥那儿的信。1980年回国后，为父亲开完平反追悼会后不久，时任三联书店负责人的范用先生来找他，表示有意出版这些信，范用说，他是从楼适夷先生那儿得知傅雷的这些信的。作为傅雷先生的挚友，楼适夷曾读过这些信，深知这些信的价值，他还叮嘱傅聪要好好保存这些信。傅敏同意了范用先生的请求，当时的责任编辑秦人路至今还记得，素来仰慕傅雷先生的范用在拿到书信文稿时是怎样的大喜过望。
1981年，《傅雷家书》出了它的第一版，那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不及15万字，只有200多页，白色的封面上，是傅雷先生的侧影，下方是一支洁白的羽毛管笔。这是由傅雷的好友、时任中央工艺美院的院长庞学勤设计的。
《傅雷家书》的出版受到了出人意料的欢迎，欣慰之余的傅敏不免有些遗憾：“本来，这本书应该更厚一些的，有一些信丢失了。我父亲写给我哥哥的信，我母亲都曾抄下来、留作底稿，但‘文革’抄家时，都被抄走了。”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85年。那年，上海音乐学院退还给傅敏一大包东西，在这些东西里，傅敏惊喜地发现有父亲写给哥哥的信的底稿。说起这包东西的发现，还是个小小的意外：上海音乐学院办公楼的二楼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文革”中的小字报、传单、简报将其塞得满满的，后来，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一包黑纸裹着的东西，打开黑纸，包里的信封上写着傅雷的名字。材料交给了院领导，当时的院长贺绿汀同志一见，当即表示：“交给傅雷的家属。”这一大包东西就这样到了傅敏的手里。
在这些新发现的信的基础上，1988年《傅雷家书》出了它的第3版，添加了更多的有价值的东西：有1959年以后傅雷先生写给傅聪的信，有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为书中英文所做的注释及她撰写的一篇文章，全书的字数已由15万字达到22万字。书的封面也由庞学勤先生重新设计了：蓝色的背景上一支洁白的羽毛管笔。
故事到这儿并没有结束，1997年傅敏先生的一次英国之行，又使他有了意外的收获。当年，傅雷先生写给傅聪的老师、波兰钢琴家杰维茨基的十几封信，由杰维茨基的遗孀不久前交给了傅聪，傅聪此时交给了弟弟。两位大师有关音乐的交流与探讨便成为《傅雷家书》新添的一部分。1998年，《傅雷家书》出了它的第5版，字数比以前又增加了，达到27万字。
这是一本很奇特的书，它总是不断地增加着新的内容，它每一次的再版，都意味着一次新生。书愈来愈厚了，这份厚重不仅在于它每一次的增订都包容进傅雷先生对于人生，对于艺术的新见解，对儿子、友人殷殷关怀的情意，还有家书出版十几年来，那么多不同年龄、职业的读者对这本书的厚爱。
临行前，傅敏先生向我透露了一则消息，也许不久，《傅雷家书》就会出版它的第6版，因为傅聪前妻的父亲梅纽因大师同傅雷先生的通信，不久前也交到了傅敏的手里，目前，这些信已交给金圣华女士翻译了。不懂法文的傅敏无法得知信的内容，但可推知，两位在音乐修养上都有极高造诣的大师所谈一定是非常精彩的。
喜爱《傅雷家书》的读者，你们的心恐怕又要狂喜地跳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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